​外出创业致富后 湖北千万富翁回乡任村支书

外出创业致富后 湖北千万富翁回乡任村支书

“想当官想疯了吧？”

“会不会想在村里捞油水？”

听到类似刺耳的话，他们没有计较。

毕竟，村支书的月收入最多也就五六千元。与经商当老板相比，相差甚远。

在宜昌、十堰等地，一批外出创业致富的党员回到家乡，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从年少时离开到富后归来，他们在寻找什么？

曾经的“逃离”

秦巴山，层峦叠嶂。

望着家门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山，赵昌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出大山。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守着几亩薄田，穷得揭不开锅。

2001年，23岁的他背上行囊，离开家乡竹溪县兵营镇麻湾村，去河南建筑工地打工。

同样是出山，宜都市五眼泉镇弭水桥村的刘大卫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

1987年，18岁的他报名参军。他说：“留在村里，似乎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不满足于像父辈一样只在山里刨食，他们把目光投向山外。

离开宜都市姚家店镇油榨坪村时，初中毕业的邓少杰在城里修摩托车、做推销，“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

大专毕业后，宜都市陆城街道尾笔村的黄攀虹选择了自主创业，“在城市站稳脚跟，更有前途。”

一如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命运的后生们也一批批走出乡村，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妇孺。

村空了，穷依旧。

戴着粗粗的金链子却有些迷茫

山外的世界，五光十色。

退役后，刘大卫开始经商。他经营一家矿业公司，每年盈利200多万元。

“做生意，应酬多。经常下午打麻将，晚上到洗脚店洗脚，脚都要洗破了。”回想当老板的日子，刘大卫并不遮掩。

口袋富了，心里却总觉得少点什么。

黄攀虹也曾有相似的感觉。

“80后”的他曾和家人经营服装生意，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他们一口气开了5家门店、2家工厂，盖起3栋房子，身家逾千万元。

“当时，身边普通人每天只有两三百元工资，我一天能赚三四千元。”快速积累的财富，让年轻的黄攀虹忍不住炫富。

豪车、豪宅，该有的物质生活都有了，戴着粗粗的金链子，黄攀虹有些“飘”了，又有些迷茫。

难道一辈子就这样？

忽然冒进脑海的问题，让他心里一惊。

小女孩眼里的泪光

“生意不管了？”

“生意步入正轨了，你们可以管好。”

“你想清楚。”

“我想挑战下自己！”

当黄攀虹准备放下服装生意、回乡当村干部时，母亲跳起来反对。

促使黄攀虹下定决心的，是一个孩子的眼神。

一年冬天，尾笔村村干部找黄攀虹“化缘”，请他给村里贫困家庭儿童每人赠送一件羽绒服。

捐赠仪式那天，他把衣服一件件送到孩子手上。

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伸出双手，又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默默埋下头。

“喜欢吗？”

“喜欢！”

女孩抬起头，亮晶晶的眼睛里，闪着欣喜，又泛动泪光。

那一瞬间，孩子清澈的眼神猛地击中黄攀虹的心。他没想到，一个举手之劳，一件普普通通的御寒衣服，会换来如此真诚的感激。

为乡亲们做点事的愿望，悄然萌生。

当组织部门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回村时，他一口答应。

“从小就犟。”母亲知道拗不过儿子，叹息一声，送给他一句话，“咱也不缺那点小钱，到了村里，要行得正、坐得直。”

就这样，黄攀虹开着自己的奥迪A6来到尾笔村。

刘大卫决定回弭水桥村时，也把矿业公司生意放下了。

“回村就一心一意，企业主要业务关闭了，剩余事情给妻子打理。两头记挂，两头都干不好。”他说。

“你自己赚钱了，还得把乡里乡亲带一把。”刘大卫始终忘不了堂叔在世时嘱咐他的这句话。堂叔是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农民，对村里感情深厚。

一草一木，一朝一夕，这种与生俱来的乡情，这种融入山水、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已变成入骨的烙印，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心里，印在游子心里。

回麻湾村前，赵昌柱有过长时间的纠结。

与朋友合伙的建筑公司年利润3000多万元，他做项目每年少说有三四百万元收入，回村则不可能再有精力接项目。兵营镇党委书记陈圣明打乡情牌，“九顾茅庐”，他才答应试一试。

“如果不是本村人，我不会回村里当支书。”邓少杰直言。

他投资900多万元现金办企业、入股金店，家底丰厚。进村前，又买了一台近百万元的越野车。

“村里的工资，还不够车子油费呢。”他呵呵一笑。

凌晨3点的电话声

如果说，回村与不回村的选择是考验；回村后面对的现实，则是更大考验。

刘大卫没想到，当村干部比当老板还操心。

当时，弭水桥村村集体负债80多万元，各项工作在宜都市100多个村中排名“倒数第一”。村委会的牌子一度被村民摘下来，赌气扛到镇政府门口，理由是“村委会不作为，配不上这块牌子”。

“村民不满，归根结底是对村里的党员干部失去了信任。”刘大卫说。

一上任，他给村干部定下5条规矩：坚持每户必访、群众有事半小时到现场、执行政策一碗水端平、第一时间抓落实、公家的钱不乱花。

“刘书记，有车陷到沟里了，能不能帮忙抬一下？”

一天凌晨3点，村民王仁海给刘大卫打电话。

迅速起床，半小时内，刘大卫冒着大雨赶到现场。

“没想到，刘书记真来了。”事后，王仁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半夜打电话就是想瞧瞧，书记承诺的半小时到现场算不算数。

来了个说话算话的书记，穷怕了的村民心里又燃起希望。

村民的考验，黄攀虹也遇到了。

“谁敢拆我的棚子，我就制造大事件，会上头条的。”

“搭了几十年，别的书记没拆，就你要拆。”

推动环境整治工作时，黄攀虹遇到了“麻烦”。村民周林的威胁，让他辗转难眠。

不拆，工作推不动；逼急了，万一真走极端怎么办？

当面谈，电话谈，从为什么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村里发展，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反反复复四五个回合后，周林松口了。

“不能硬碰硬，要给村民发牢骚的机会，用心倾听、悉心化解。”黄攀虹说，一次次考验中，他逐渐摸索出和村民打交道的方法，也逐渐赢得村民信任。

“倒数第一”的逆袭

信任，是开展工作的第一步。

走进新时代，被精准扶贫的春风、乡村振兴的脚步唤醒的小山村，面临发展重任。

选一个能人当领头羊，带村民过上好日子，是当地组织部门邀请千万富翁回乡的初衷。这些村，有的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有的集体经济薄弱，有的社会矛盾突出。

村民能不能安居乐业，能不能和城里人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村支书们的头等大事。

以油榨坪村为例，一穷二白。

“没有产业，何谈致富？”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多年的邓少杰一眼看到贫穷的症结。可现实是，村集体经济一分钱也没有，投资商一个也不愿来。

不等不靠，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先动手、再伸手”，把当老板时积累的市场思维、人脉资源、格局视野，全用到村里，有的甚至还贴钱贴物。

“新书记来了，发展思路变了。”40岁的油榨坪村组织委员鲜文学深感工作状态不一样了。

“原先，村里一直想先向上要政策、要资金，再破解发展之路。”鲜文学说，他也曾一腔热血，立志改变家乡面貌，但总感觉力不从心，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先伸手要政策、再动手去行动”的固定思维，有了养老的心态。

让鲜文学没想到的是，邓少杰到村后，第一件事不是等资金，而是千方百计筹资修好了通村路。

“自己的项目先有眉目，才会有人跟上来投资。做生意是这样，搞乡村振兴也是这样。”邓少杰的选择，刷新村里人的传统观念。

刘大卫的思路和邓少杰一致，先修路，再吸引客商来弭水桥村开发旅游。

藏在深山千万年的那汪水、那片林，真能变成致富的金钥匙？村民将信将疑，但此前建立的信任，让他们朴实地选择支持。

“需要多少亩地随便用！”王仁海带头响应。

最终，全村村民没要一分钱占地补偿款，将通往九凤谷景区的环线路建成了，仅景区门票就带动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40多万元。

王仁海夫妇再不用外出打工了，他们在景区开了家玩具店，月收入五六千元。在刘大卫的感召下，今年3月3日，45岁的王仁海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景区附近，69岁的村民胡庆兰家建起农家乐，儿子也在景区打工。“刘书记带领我们脱贫致富。现在，名义上说是享儿子的福，其实我们是享共产党的福呐。”说着说着，胡庆兰笑纹绽开的眼角泪珠滑落。

如今，“倒数第一”的弭水桥村大变样，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100多批次。

“比在外面赚几百万元还有成就感”

“真不敢相信，我们村变化这么大。”

“你早点回来当村支书就好了！”

“书记，有空到我家喝杯茶。”

走在村里，听到村民的热情话语，是黄攀虹、刘大卫、邓少杰、赵昌柱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纵有千般辛苦，这些暖心话又丝丝熨烫心灵。

“比在外面赚几百万元还有成就感。”黄攀虹说，少了他这个主力做设计、做营销，家里服装厂不少订单流失了，但他在村里工作，收获了另一种人生的成长。

“我的爸爸，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梦想改变家乡的人。”这是刘大卫的女儿在作文中写下的一段话。

“钱够花就行。能为村里的父老乡亲做点事，工作有各级党组织支持，心里很踏实，人生有归属感。”刘大卫说。

每天早上6点，邓少杰会准时出现在村里。听树梢上鸟儿叽叽喳喳，看美丽乡村项目建设进展。

他自嘲为村里操心太多，头发白了不少，但他不后悔回村的选择。

“将来，带着孙辈在村里散步，可以自豪地介绍，这是爷爷当年建设过的地方。”自2018年3月当选村支书后，虽然每年少了两三百万元做建筑工程的收入，但想到老了的那天，想到村里能留下自己奋斗的印记，赵昌柱又忍不住笑了。

回到农村，赵昌柱开始思考农业产业机遇。他想把生他、养他的小村，建成“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他还想推动茶叶、黄花菜等土特产品深加工……

乡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他们年少时那遥不可及的梦想，正逐渐成为现实。

是的，新一代农民的价值，不应该是摆脱贫困的家乡，而应是帮助家乡摆脱贫困。

曾经的“逃离”，因为穷；

如今的归来，战胜穷。

故乡啊故乡，故乡的这片土地，正在他们手中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