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山东博物馆坐落于济南市区东部，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综合性地志博物馆，占地34000平方米左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左右。截至2019年末，山东博物馆藏品有144181件/套，其中珍贵文物48895件/套，同时馆藏近万件自然标本，陈列类目十分丰富。宏伟、典雅的建筑群，体现了民族风格与现代艺术的结合，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一大景观。

2011年的时候，山东博物馆进行了一次“镇馆之宝”的评选活动，从当时馆藏的藏品中，通过层层的评选，最终确定了十件文物作为“镇馆之宝”。

一、红陶兽形壶

红陶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器表呈红色的陶器，人类发明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它的烧成原理是：陶坯入窑焙烧时采用氧化焰气，使陶胎中的铁转化为三价铁，器表便呈红色。根据陶胎粗细及含砂与否，可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

红陶兽形壶，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为山东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此器通高21.8、通长22.3、体宽14.5、足高7.9-8.4厘米，这是一件盛酒或盛水容器。夹砂红陶质，通体磨光，圆面耸耳，遍施红色陶衣，光润亮泽。

拱鼻，张口，鼓腹，四足，短尾上翘，耳穿小孔，背装弧形提手，尾根部一筒形注水口，可受水，嘴可出水，体肥壮，好像正在张着嘴巴向它的主人乞讨食物。腹部鼓起加大了容积，四足立起便于加热，造型生动美观，近似猪或狗形。

全器构思巧妙，即是使用器，又不失艺术情趣，憨态可鞠、生动形象。准确地把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特征，表现出大汶口先民们高超的制陶水平。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

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

早期阶段：产生了小墓区或分群、分组埋葬现象；贫富分化现象已产生，并有逐渐加重的趋势；男女社会分工已十分明确。已经初步完成了由氏族所有制向家族所有制的转化，私有制经济成分已超过公有制。

中期阶段：家族私有制已经巩固，部落之间的战争日益频繁，许多战俘沦为奴隶。内外交流增多，文明因素不断涌现。

晚期阶段：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阶级对立已到处可见；商品生产业已出现；创造出图象文字。海岱地区已陆续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典型文化，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繁荣阶段。

据了解，大汶口文化的家畜饲养业无论是在家畜的种类还是饲养技术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该技艺反映在人们的生活中，就是出现许多模仿家畜的器物和雕塑艺术品，而红陶兽形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

这件文物是站立的动物形象，头部和肥壮的身体像猪，而四肢和上翘的尾巴却又像狗，因此统称为兽形。全器构思巧妙，虽是实用器，却不失艺术情趣，充满了创造性的灵感，既浑然一体，又淳朴自然，无半点做作之处，是新石器时代一件难得的陶器珍品。这表明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不但已经掌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特征，而且陶器制作水平已经非常高超，进入可以突破写实、进行自由创作发挥的阶段。

二、蛋壳黑陶高柄套杯

黑陶是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熏黑而形成的黑色陶器。它是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堪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中与彩陶相媲美的又一光辉创造。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力与美的结晶”。

1928年，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了这一史前遗存，故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因以黑色陶器为主要特征，又称为“黑陶文化＂，距今约四千多年。

龙山文化黑陶工艺，它是经过温度达1000℃左右才烧成的，黑陶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其中以细泥薄壁黑陶工艺水平最高，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精细淘洗，轮制，胎壁厚仅0.5—1毫米左右，表面乌黑发亮，故有蛋壳黑陶之称。据说真正做成一件蛋壳黑陶杯需要16至20道工序，且对蛋壳陶的胎壁要求极为严格，最薄部位在盘口，薄者0.3毫米，个别薄至0.2毫米，一般在0.5毫米左右。柄部和底座因要承托上部重量，陶胎略有增厚，但常见也不超过1至2毫米。器身高度不超过25厘米，重量多数为50至70克。

存世完整的蛋壳黑陶杯，目前极为罕见，历经数千年，大多数出土时就已经沦为碎片。山东博物馆馆藏蛋壳黑陶高柄杯中，有一件镇馆之宝——蛋壳黑陶高柄套杯，口径12厘米、内径4.9厘米、通高16.9厘米、柄高13.2厘米。1960年出土于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这件巧妙的套杯组合，杯柄内套入杯胆，杯胆宽沿宛如草帽，也似盛放的花朵，深腹大容量，其柄身则塑成竹节纹细。整体上规整匀称，薄脆如蛋壳，能完整留世，实属罕见。

蛋壳陶是贵族在祭祀、丧葬、征战、宴飨时的礼器，多见于较大型的墓葬中。到了龙山文化晚期，高柄陶杯的器壁逐渐增厚，制作日益粗糙，到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蛋壳陶杯便突然消失了。蛋壳黑陶杯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其制作工艺举世无双，被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它体现了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三、甲骨文

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是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的一种古老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是我国文字发展最早具有较成熟系统的文字体系。

甲骨文最早被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们找到，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古代的遗物，只当做包治百病的药材“龙骨”使用，把许多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兽骨磨成粉末。后来，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治病时从来自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随后他开始广泛购藏,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搜集到1500多片甲骨,成为甲骨文发现第一人,被后世誉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王的活动和商朝的政治、经济情况，对于研究商朝的历史有重要价值。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是从商朝开始的，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延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方各个国家并不承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直到在20世纪初发现甲骨文才把中国的历史延续到3000年以前。

山东博物馆馆藏甲骨，主要来自上虞罗振玉、加拿大人明义士、美国人柏根氏、益都孙文澜等著名收藏家。共藏5425片甲骨，有1000多片一级品，4片为特级品。

其中一片有“鬼”字，“鬼”即鬼方（匈奴），据说“鬼方”甲骨全国仅三片，大陆只此一片，另两片在台湾。一片甲骨上有“鎷”字。带“金”的字在甲骨文中非常罕见，此片是《甲骨文合集》中唯一一片带金字旁文字的甲骨。另一片正面有一“虹”字，此字上边的两道弧当是龙身，下端当是龙头，作二龙吸水，古人认为龙出吸水即天晴。郭沫若先生认为该骨面刻辞“盖一代典礼习尚如是也”，其前后均未见，极其罕也。

四、亚醜钺

亚醜（丑）钺（yuè），1965年出土于青州苏埠屯,在距离青州市东北20里的苏埠屯村东的埠岭上,有一处以村名命名的墓地遗址——苏埠屯商代墓地,它是山东省最为重要的商代遗址之一。

这个地方出土青铜器的历史由来已久,仅在解放之前,就有四次发现青铜器。但已出土的青铜器大多去向不明。由于苏埠屯不断出土青铜器,为了更好地保护古代文明,1965年秋,由山东博物馆王恩田等数位学者组成的考古队,开始了对苏埠屯墓地的科学探索和发掘。

这次发掘在南、北岭西部断崖附近清理了四座墓葬和一处车马坑。其中编号为M1的大墓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这座商墓是迄今为止除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亚醜钺便出土此墓。

同时出土的人面钺共有两件，其中铸有铭文的一件钺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肩宽23.3厘米，钺身作镂空人面纹眉、瞳、鼻突起，狰狞可怖。刃角外侈，在正背两面的人面形口部的两侧，各有一个“亚丑”铭记，铭文左为正写，右为反书，因此，该人面铜钺又叫亚丑钺。由于出土时现场人员不小心使得亚醜钺的左下角断掉了一小块,仔细看来,现在亚醜钺的左下角还有一块修复的痕迹。

关于钺的功能,目前学术界大概有兵器说、王权象征说、军事指挥权说、刑具说等几种。

亚醜是一个部族称号，亚醜族在殷商王朝的东南方向，“醜”就是“旨”，醜族就是旨族，亚醜铜器就是亚旨铜器，亚旨铜器是旨族的文化代表。旨族不仅和商王朝关系紧密，和杞、进、融族等关系也很密切。旨族内部设有职官。甲骨卜辞中有人名小臣旨，便是这旨族的族长了。

亚醜钺上的铭文

按照《左传·昭公二十年》和《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殷末周初，苏埠屯这块地方属于薄姑氏的势力范围，所以“亚醜”族文化实际上属于薄姑氏。薄姑氏是殷商王朝在东方的重要盟国，武王灭商后，薄姑氏没有臣服。成王幼年即位，由周公旦辅政。纣王之子武庚联合周公的弟弟管叔、蔡叔等人在东方发动叛乱，声势浩大，史称“武庚之乱”或“三监之乱”。周公旦不得不亲自率军东征，三年后才将叛乱平定。薄姑氏不仅参与了此次叛乱，同时还是主要成员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师尚父即姜子牙。意思是，薄姑氏因参与叛周而被灭国，土地被封给了参与镇压叛乱的姜子牙。

五、颂簋

山东博物馆藏有青铜器四千多件，其中四十多件为国家一级文物，西周颂簋[guǐ]便是其一。

周幽王三年五月，幽王任命一位叫颂的官员在成周（洛阳）掌管仓库，颂就任后制作了一些列的青铜器祭祀自己的父母，感谢周王的恩德。

颂死后，这些器物跟他一起埋入地下，2000多年后，在清朝前期在陕西某地被盗出土，到了嘉庆十九年，时年仅21岁的刘喜海在北京的古玩店发现了颂簋，重金买下并带回山东老家收藏。

刘喜海是刘墉的侄孙，别号三巴子，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

宋代出现金石学以后的几百年间，对于青铜器主要重视的都是纹饰，许多没有纹饰的青铜器因此被忽视,部分有铭文残破铜器被更是惨遭丢弃。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刘喜海出任陕西延榆绥道。在陕甘时,他倡导青铜器以带铭文者为贵。有铭文加价买，无铭文的一概不要。从此青铜器“晓以文字多者为贵,虽残缺亦无伤”。

因为刘喜海，对青铜器的研究从纹饰转向了铭文。不夸张的说，刘喜海以一人之力，改变了一个门类的收藏和研究方向。这在收藏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刘喜海去世后，颂簋又先后被山东布政使李山农和著名收藏家丁树贞收藏。

丁树桢，黄县丁氏家族，字幹圃，号仲立。这个家族生意遍及山东、东北、京津等十一省，被世人称为“丁百万”。丁氏家族重视文物收藏，家族内部人才辈出。除了“泰来”当铺的丁树桢、“文来”的丁葆筠，还有“西悦来”的丁鲁臣及“光裕堂”的丁佛言都是当时出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据说丁树桢家光夏商周青铜器就装满五间大瓦房。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混乱，丁氏家道中落，丁氏后人分家时，器身和器盖分别由兄弟二人分藏。

1943年10月，地处解放区的烟台地区成立胶东图书馆，以收集胶东根据地内的古籍和金石古物为己任。馆长王景宋在任上保护了大量的文物。1947年丁氏家族的藏品被征集并得到保护并被转移，免于遭遇其后攻占黄县的国民党还乡团的毁坏。1951年，包括颂簋器身在内的黄县丁家藏品移交给山东省文管会。1954年，颂簋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1959年，山东青岛的丁秀琳女士在山东省博物馆见到颂簋的器身，她想起家里也有一件青铜器盖和这个很像。回家问过丈夫以后发现丈夫正是当时分家的丁氏后人，随即也将器盖捐献给山东省博物馆。至此，盖身才终于合二为一。

颂簋，制作于西周晚期，为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此时，铜簋基本都配有对应的器盖，器盖倒放就是一个盘子，也可以用来盛食。颂簋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敛口，鼓腹，圈足下另有三小足；口上有高隆盖，盖与器母子合口，盖顶有圈状捉手；腹部两侧有兽首半环耳并垂珥。

在装饰上，颂簋的器口和盖沿各饰一周兽目交连纹(或称窃曲纹)，中间像眼，两侧各连接一回勾状曲线。

这种纹饰是从动物形象，确切地说是从一种卷曲的龙纹变化而来的，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也是当时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之一。腹部和盖面，装饰着数道平行的凹槽状纹饰，称横条沟纹，因像老式房子上的瓦沟，所以也称瓦棱纹、瓦纹，这种纹饰，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非常盛行。颂簋盖顶的捉手内，饰团龙纹，圈足饰垂鳞纹。

颂簋的器身和盖上均铸有铭文，盖器铭文相同，为对铭，均为15行150字，又重文两字，记录了“颂”受天子册命的过程。

铭文大意是：周王三年五月甲戌这一天，周王在周的京城康昭宫。清晨，周王来到太室就位，宰弘陪同颂进门站立在中廷，史官之长尹氏授王的命书。周王呼史官虢生册命颂。周王亲自任命颂在成周洛阳担任职务。还赐给他带花边的黑色丝质礼服、赤红色的围腰、拴着红丝带的玉璜，以及旗帜和马具等。颂向天子行跪拜大礼，并献上玉璋表示感谢，事后铸造了颂簋、颂鼎和颂壶，用来祭祀亡父龚叔和亡母龚姒。

颂簋的铭文和商代晚期到西周前期那种字的大小不等的情况不同、字体大小相近，笔道细劲均匀，总体显得庄重肃穆，是最成熟的金文形态，被称为“玉箸体”。相当于西周时的宋体字。

其实宋代以来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簋一直都被称为敦（duì），一直到民国时期才改成簋。簋，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主要是装黍（大黄米）稷（小米）稻粱等素食的容器。商代晚期开始变得重要，随着西周列鼎列簋制的出现及完善，簋变成了礼制的一部分，成为了青铜器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类目。西周以后，簋的数量锐减，陆续出现了簠，盨，豆，盆，敦等粢（zī）盛器。

至今传世的颂簋一共有六件，其中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和耶鲁大学美术馆分别有一件器盖双全的，故宫有一件器身，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器盖，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有一件器盖，另外还有两件器身和器盖只有拓片没有实物。山东博物馆的这件颂簋，是国内唯一一套盖身完整的颂簋。

六、鲁国大玉璧

周公旦的鲁国，是中国周朝的一个姬姓诸侯国，为周武王的弟弟周公之后。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周公东征打败了伙同武庚叛乱的殷商旧属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其中的奄国故土建立鲁国。西周时期，鲁国对穏定周王朝起了很大作用。春秋初期，鲁国为东方强国，鲁隐公、桓公时多次战胜齐、宋等国，且不断侵袭杞国、莒国等小国。春秋中期之后，社会变革，政权转入贵族大臣手中。长期掌握实权主要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季友、叔牙、庆父的子孙，称为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他们都是鲁桓公之后，也称三桓），即所谓“政在大夫”。鲁国是保存西周礼制较多的侯国之一，但受当时形势的影响，也展开了一系列变革活动 。如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鲁成公元年“作丘甲”，鲁哀公十二年“用田赋”，都标志着鲁国租税赋役制度的重要改革；鲁襄公十一年“作三军”，鲁昭公五年“舍中军”，则标志着鲁国军事组织和君臣力量对比的变动过程。春秋晚期，鲁昭公被三家驱逐，客死异乡。其后不久，三桓属下的家臣阳虎等人控制国政，一度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鲁定公时，阳虎失败出奔 ，三桓重新掌权 ，后鲁哀公图谋恢复君权，同三家大臣冲突加剧，终致流亡越国。战国初期，约在鲁元公时，三桓逐渐失势，鲁穆公以后，政权又回到国君手中。战国时国力已衰弱，仍多次与齐国作战。战国末年，楚受秦进逼而东迁，对鲁国的攻伐随之加剧。前256年，楚国吞灭鲁国，鲁顷公被废黜，鲁国至此亡国。

1961年，鲁国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对国鲁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分为甲乙两组。甲组墓有殷商风格，应是分封给伯禽和族人的墓。乙组和关中地区周墓类似。

其中乙组52号墓中，墓主身下出土了一枚大玉璧，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厚度0.6厘米~0.7厘米。是目前为止战国时期最大的玉璧。

玉料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半透明，油脂光泽。玉璧肉部内、外缘各有一周廓，肉两面纹饰相同，以两组微凸起的绹索纹分隔成内、中、外三层纹饰。内、外两层为阴线刻纹，中间以斜向交叉排列的蒲纹为地，其间浅浮雕饰排列均匀的谷纹；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绹索纹相隔成三组；外层为五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纹饰布局紧密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工艺纯熟，属战国玉璧中的精品。

古玉中礼玉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按照古人万物皆有灵性的观念，认为美石——玉是山川的精华，上天恩赐的宝物，具有沟通天地鬼神的灵性。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周礼》把壁、琮、圭、璋、琥、璜等玉器作为“六器”、“六瑞”。实际上玉礼器出现相当早。良渚文化中就出现大量玉琮、玉璧，数量之繁多，制作之精美，后来的历朝历代只能望其项背。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穿孔称作“好”，边缘器体称作“肉”。《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壁，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一般把体形扁平、周边圆形、中央有孔且边大孔小的器物称为壁。考古发现，玉璧最早产生于距今约5、6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朝，都有不同形制和纹饰的玉璧出现。玉璧的应用范围也极为广泛，既是权力等级的标志，也可用于佩戴，亦能作为随葬品，同时又是社会交往中的馈赠品或信物。

七、《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等，作者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孙武，字长卿。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在柏举之战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

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日文、法文、德文、英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作者为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孙膑。孙膑曾与庞涓为同窗，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 后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两次击败庞涓取得胜利，奠定了齐国的霸业。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在战争观方面，孙膑主张重视、慎重地对待战争。

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说，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则晚一百多年，生于战国，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孙膑在战国中期的齐国担任过军师，因此班固在《汉书》中把孙武的兵法叫《吴孙子》，把孙膑的兵法叫《齐孙子》。《吴孙子》就是一直流传于世的《孙子兵法》，而《齐孙子》（《孙膑兵法》）在魏晋时已无记载。

唐宋以后，有人对《孙子兵法》及作者提出疑问，认为此书源于孙武，却完成于孙膑；也有人认为先秦著作往往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唐代杜牧说，孙武的兵法原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不但怀疑《孙子兵法》其书为伪，甚至怀疑孙武、孙膑为同一人。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银雀山1号墓、2号墓，墓葬年代为西汉时期。经考古发掘，1号墓中出土竹简4942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十余部先秦典籍；2号墓中出土竹简32枚，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两座墓中还出土了陶器、漆器、青铜器、钱币等文物近百余件。其中，《孙子兵法》与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解开了自唐宋以来孙武和孙膑“其人有无、其书真伪”的千古之谜，掀起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兵学研究热潮。

经专家整理分析，银雀山竹简中的《孙子兵法》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这是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版本，大约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最接近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为校勘和研究《孙子兵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价值非同一般。竹简本《孙子兵法》计2300余字，与宋代版本相同，保存了宋版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和少量的佚文，现存内容与宋代版本相比，有100多处不同点，十分值得研究。

竹简本《孙膑兵法》整理出222枚，其中整简达137枚，残损部分每枚也在10个字上下，共得6000字以上，该兵法在消失了上千年后，失而复得。这些实物证据揭示了历史上的孙武、孙膑并非一人，也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孙武、孙膑记载的真实性，《孙膑兵法》确有其书。

《孙膑兵法》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膑吸取、总结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经验，他的军事思想较之孙武，在许多方面有了发展和创新。

2012年，山东博物馆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银雀山《孙膑兵法》汉简和同时出土的银雀山《孙子兵法》竹简被评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八、东平汉墓壁画

2007年10月12日晚8时左右，一家房地产公司正在东平县老物资局大院准备建设一座新的商城。在挖掘地基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一座古墓。当地警方和文保单位迅速介入，第二天下午就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根据出土文物判断，这里应该是这是一处张姓家族的墓葬群，在汉代东平，这个家族应该还是当地的大家族。

但是遗憾的是，这几座汉墓大都遭到人为破坏，有些墓葬早就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十八座墓葬中只出土了百余件壶、灶等陶器和多件铜镜、带钩、钱币等青铜器。不过有三座墓的（1号、12号、13号）彩色壁画却引起专家们的注意，东平壁画汉墓壁画不但颜色鲜艳，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完美地再现了汉代人日常起居和生活习俗。

三座墓的彩色壁画中，以1号墓的彩色壁画内容最为丰富、保存也最为完好。它的墓室顶部是大片绘制的祥云的石板构建，南北门楣上面都绘制了神态各异的武士形象。北侧墙壁和其他两侧墙壁上则分别绘制了敬献、谒见、斗鸡、宴饮、舞蹈等场面，各类人物形象多达48人。

而其中一组彩绘人物，因为“拜谒”这一组动作，又被许多人认为是最早的孔子拜见老子的绘画形象。

但是也有不同学者表示这应该是墓室主人生前拜谒其他贵族，或者是其他贵族拜谒墓室主人。

来自墓室南壁的壁画则重点突出了墓主人的日常生活。这面壁画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四男子两两对坐，中间摆放杯盘，四人正窃窃私语，表现的是气氛融洽的宴饮场景；下层四女子皆梳高髻，穿长裙，束腰。其中，一女子于盘上甩袖而舞。

据研究，这名女子跳的是汉代著名的宫廷舞蹈——盘鼓舞（所谓盘鼓舞，就是指舞者使用盘或鼓当作舞蹈道具，舞者在放置在地面上的鼓或者盘上进行舞蹈表演，因为文献中经常出现七盘的字眼，如“历七盘而屣蹑”“七盘陈于广庭”，所以又被称为“七盘舞）。另外三女子挽袖站着从一侧看向起舞女子，似在为其歌唱助舞。

东平彩绘壁画是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的汉代壁画，填补了山东地区汉代壁画墓的空白，对于汉代丧葬制度、民间生活习俗、中国绘画史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九、九旒冕

1969年冬，山东邹城百姓九龙山防空洞工地上意外挖出一条墓道，他们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对古墓进行勘察和抢救性发掘。随着考古的进展，这座陵墓被确定为明代第一代鲁王朱檀的陵墓。

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与郭宁妃的第十位儿子。朱檀出生于洪武三年，出生两月后即被封为鲁王，十五岁就藩兖州，从此兖州即升州为府，辖四州二十三县。朱檀自幼好诗书礼仪，礼贤下士，博学多识，甚得朱元璋喜爱。十九岁时，因服丹药毒发伤目而亡，谥号“荒”，所以他又被称为鲁荒王。

鲁荒王墓出土各类随葬品1100余件（组），其中，冠冕服饰、家具明器、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彩绘木俑等基本完整成套，许多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对于填史补阙，研究明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九旒冕是唯一一件存世的古代冕服实物，被称为史上最牛乌纱帽。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件袁世凯复辟时所戴仿古的“皇帝冕”，由于袁世凯的“皇帝冕”从未获得国人承认，所以货真价实的只有鲁荒王这件九旒冕。

旒冕，是帝王的礼帽，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能佩戴。冕的顶部叫“綖板”，綖板前圆后方，比喻天圆地方，表示博大之意；綖板涂黑漆，以示庄重。板前后系垂旒，表示帝王不视非，不视邪，是非分明。板下有玉衡，连接于冠上两边凹槽内；衡两端有孔，两边垂挂丝绳直到耳旁，至耳处系着一块美玉，好像塞住了耳朵，即所谓“充耳”，寓意帝王不听谗言，求大德不计小过，有所闻，有所不闻，从而衍化出一个成语“充耳不闻”。

九旒冕通高18厘米、长49.4厘米、宽30厘米。主要由冠武和綖板两部分构成。冠武胎为竹篾编制的六边形网格状，表面敷黑漆纱（现已脱落），边缘部分均用铁丝支撑并镶金边。冠武前后底部中央分别镶有委角长方形金池，左右两侧的上部各留有一凹槽，中上部各钉有一花朵形金钮穿孔，孔中贯金簪以固发，簪长30.9厘米；下部各钉有两枚花形金钮穿孔，为穿系朱纮缨所用。

綖板的形制为前圆（弧形）后方，长49.4厘米，宽23.5厘米，九旒冕外裱黑漆纱，现已褪色；在綖板底面中央装有冠武圈顶，亦为竹篾编织成的六边形网格状，顶下一青玉衡，长22.5厘米，宽1.5厘米，厚1.2厘米，圈顶和玉衡分别用金丝固定在綖板上。玉衡外侧各系缨悬一枚青玉圆珠玉瑱，直径1.2厘米。珠的质地有珊瑚、玉、玛瑙等，现存152颗，佚10颗。

据《明史》记载，明朝天子之冕前后分别垂着12道旒，每道旒上有赤黄青白黑共12颗玉珠，太子用11旒、11珠，亲王只能用9旒、9珠。

鲁荒王这个九旒冕綖板前后各悬有九旒，每旒九珠，为赤、白、青、黄、黑五色。这五色被称为“正色”，并认为此五色与“五行”相呼应：土为黄、木为青、金为白、火为赤、水为黑，即冕旒在色彩上运用的五色与是与“五行”相对应的，五色毕备与“五行”相通，意味着天象人伦合一，含帝王与宇宙相通之意，从而突显了帝王与天等同的地位。

佩戴时，先将玉衡两端分别卡入冠武上部两侧的凹槽内，这样綖板与冠武便固结在一起，然后将冕戴在头上，金簪插入钮孔穿过头顶发髻，再将朱纮缨在下颌处系牢，冕就非常巧妙牢固地戴在头上了。《明史舆服志二》规定：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服衮冕。

九旒冕是黑色的，黑色是明代帽子中的流行色，与其他朝代的帽子有明显区别。除了竹、藤篾制成的，由于明代官帽有不少是用染成黑色的纱作的，所以也称“乌纱帽”。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革职的称“摘去乌纱帽”，这些说法就源于明代，其他朝代的官帽不限于黑色，“乌纱帽”是明代特有的。

传说“黄帝造冕垂旒”，虽难以考证，但到了周代，孔子说过“服周之冕”的话，可以相信当时冕服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后经历朝各代，都以冕服为最高礼仪之物。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更是强调“复汉官之威仪”，朱氏王朝持续了276年，冕冠冕服的崇高地位也保持了276年，直到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冕服制度才被废止。

十、郑燮《双松图》轴

《双松图》1954年入藏山东博物馆，此画为纸本，墨笔，画心纵201厘米，横101厘米。其书法绘画俱佳，保存品相完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艺术家启功、谢稚柳、徐邦达等老专家在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中，定《双松图》为珍贵文物一级,可见,此画是郑燮难得一见的珍贵作品。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郑燮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罢归，居扬州，声誉大着。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郑燮中进士做官前后，均住在扬州，以书画为营生。后世将郑燮与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高翔和汪士慎并称“扬州八怪”，是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郑燮在乾隆朝，堪称领军开一代书风画风新气象的文化巨匠。

郑燮的诗、书、画俱佳，世称“三绝”。郑燮之诗词不屑作熟语，常常出语不羁。郑燮擅长画兰、竹、石，尤精墨竹，他师法徐渭、石涛、八大山人，主张继承传统,“学七撇三”。其中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他的书法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书法行笔间亦以画法行之。在艺术创作上，郑燮强调意在笔先，主张表现“真性情”，他的画往往就是自己思想和人品的写照。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偶有画松。

《双松图轴》是郑燮在乾隆二十三年，送给好友肃翁的作品。画中双松苍劲挺拔,树旁是几杆细竹及怪石、兰花。竹子清瘦、孤直、墨色水灵、浓淡有致。构图上，松、竹、兰、石错落分明，相互映衬。松、竹、兰花、怪石组成的画面，别具一番自然情趣。

左上角有题文:“乾隆二年丁巳,始得接交于肃翁同学老长兄，见其朴茂忠实，绰有古意，如松柏之在岩阿，众芳不及也。后十余年再会，如故。又三年复会，亦如故。岂非松柏之质本于性生，春夏无所争荣，秋冬亦不见其摇落耶!因画双松图奉赠。弟至不材，亦窃附松之列，以为二老人者相好相倚，借之一证也。又画小竹衬贴其间，作竹苞松茂之意，以见公子孙承承绳绳，皆贤人哲士,盖朴茂忠实之报有必然者。乾隆二十三年，岁在戊寅三月二日，板桥弟郑燮画并题。”

画中又钤印章五枚，分别是题文后的钤白文“郑燮之印”，朱文“二十年前旧板桥”，右下角有白文“七品官耳”，朱文“丙辰进士”，另外有一收藏印钤在画面左下角 为白文“苍雪斋印”。

画中双松，一正一依附,遒劲挺拔、立于石上。前面那棵象征肃翁品行高洁，所谓“朴茂忠实，绰有古意”；后面那一棵依附的松树则象征着作者郑板桥本人，“弟至不材，亦窃附松之列”。双松高低掩映表达了郑板桥对老长兄肃翁的敬仰之情；枝叶相连，则道出了二人志趣相投，相好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