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苹:先夫鹿钟麟的一生

引子

＊本文原作者王士苹，原标题为《鹿钟麟的一生》

鹿钟麟、爱新觉罗·溥仪、熊秉坤

鹿钟麟（1884年3月12日-1966年1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定州市北鹿庄，中国西北军著名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第十八军军长、军政部次长、代理部长、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部长、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自北洋新军学兵营与冯玉祥相识后，随冯玉祥戎马生活四十年，成为冯的主要助手。在“北京政变”中，率部先行入城，不费一枪一弹，仅三天就控制北京全城。带领军警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废为平民。

鹿钟麟、溥仪 不期而遇，喜笑颜开

1949年1月，在天津解放，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积极参加街道居民工作。1955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66年1月11日因为生病逝世，享年82岁。

原文摘要:早年参加滦州起义——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从常德北调南苑驻防——北京政变推倒曹锟—驱逐清逊帝搏仪出宫——迎接孙中山北上—南口撤退和坊苏之行——在北伐战争中—中原大战与西北军瓦解——抗战期间——解放后的晚年生活

正文

今年(编者按：1984年)是先夫鹿钟麟诞辰一百周年，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约我写一篇有关庭钟麟的历史资料。我与鹿钟麟结婚后，经常听他叙述往事，因而对其生平事迹有所了解。写此文时，又参阅了其表弟高继高、族弟鹿森尧和生前友好谢天培等人提供的材料，以及鹿钟麟生前所写的回忆文章，互相参照,整理成篇。因事隔多年，疏误之处，恐难避免，望知情者予以指正。

一、早年参加滦州起义

鹿钟麟字瑞伯，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二日（光绪十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定县北鹿庄。其家为该庄大族。鹿系长门，九岁时出继给四门次子为嗣。继父早殁，继母持家教子谨严。及长配婚徐氏，生一女二男。徐氏一九四八年病故于南京，同年冬在天津续弦王士苹。

鹿家早年自设有文学武学私塾，延师课其子弟。鹿钟麟自幼在此攻读达十年之久。后在其继母娘家罗庄铺村当教员。因探感清政府政治腐败，丧权辱国，乃愤而从军。当时适其伯父鹿全珍在新军第六镇任初级军官，驻防北京南苑。一九〇六年春离家前往投效，充当学兵。人伍不久，清政府调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令新军第三镇（统制卢永祥）和第二混成协（协统王妆贤，旋易蓝天蔚）、第一混成协(协统王化东),随同开赴东北驻防。按第一混成协系由原驻防山东的第五镇及驻防北京的第六镇各拨出一个标（团）所组成。鹿钟麟从第六镇被编人第一混成协，成为协统王化东亲自领导的学兵团，驻防新民府。

一九一O年第一混成协与奉天巡防中路独立第一、二标合编成第二十镇，由陈宦任统制；第一混成协改为第四十协，由潘榘楹任协统。这时鹿钟麟已由学兵被提拔为第七十九标副官，由于工作勤恳，颇受直属长官车震的器重和提携。直到鹿的晚年仍念念不忘车震的这番知遇。

当第一混成协驻防新民府之初，曾有革命党人孙谏声、戴锡九等人，从日本留学归来，打人该部队内充任下级军官，秘密宜传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活动，促进官兵的革命觉醒。在此基础上由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六人发起组成武学研究会，公举冯玉样为会长。以读书为名。团结同志，积蓄革命力量，图谋举事。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石敬亭、韩复榘、张树声、邓长耀等，都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由于参加这个组织的官兵愈来愈多，风声过大，引起外间猜疑，为转移视听，另设山东同乡会，以掩护武学会的活动。该会除吸收山东籍官兵外，非山东籍官兵亦可入会，为名誉会员。当年武学会管派鹿钟麟、张树声、戴锡九等潜赴奉天、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借联络山东同乡为名，进行革命联系，并在唐山设立山东同乡会，暗中布置革命机构。在滦州起义前后，唐山山东同乡会曾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九一一年二月，第二十镇统制陈宦离职，由张绍曾接替。张绍曾在日本留学时，受革命党人影响，有些革命思想和主张。当时，全国革命风云接踵而起，清政府为向革命示威，调动大军决定于秋季举行永平秋操。“对抗”演习的双方，限同年十月上旬分别集中于开平、滦州待命，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当此之际，武昌首义爆发，清政府惊惶之余，下谕停止永平秋操、抽调部队南下镇压革命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拒绝受命，在滦州按兵不动，实行兵谏。王金铭、施从云代表全体官兵要求张绍管立即率部起义，但张对清政府立宪存在幻想，踌躇不决。最后清政府授张以侍郎衔，调虎离山，由一贯反对革命的顽固派潘榘楹继任第二十镇统制，因此起义行动不得不重新布署。经过革命党人一系列艰苦发动工作，滦州新军终于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宣布起义，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公推王金铭为大都督，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锁良为参谋部长兼外交部长，孙谏声为军务部长兼财政部长，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熊朝霖为参谋长，陈涛为前敌指挥使，石敬亭为中路司令，鹿钟麟为右路司令，韩复榘为左路司令，张之江为骑兵司令，凌钺为敢死队队长，刘汉柏为滦州城防卫成司令。一月四日举行誓师，发布檄文，声讨清朝政府祸国殃民的罪状，号召同胞群起杀敌，光复大汉河山。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急派通永镇总兵王怀庆率队驰往裤州，以威胁欺骗手段，瓦解革命官兵的斗志，勾结革命队伍内部原第七十九标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叛变，屠杀了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王金铭等率军西上，车抵雷庄遭到清军伏击，终以力量悬殊而失败。王金铭、施从云被王怀庆用诡计所俘，即在雷庄从容就义；白毓崑、熊朝霖、陈涛、戴锡九等很多先烈，也分别在雷庄、开平、古冶等处壮烈牺牲。

滦州起义失败后，鹿钟麟因车震从中为力，仍留在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任副官，民国成立后，第二十镇改称第二十师,鹿改任第三十九旅第二团营附。

二、在护国、护法战争中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日袁世凯为巩固在四川的统治，任命其亲信陈宦督理四川军务，并调李炳之的第一混成旅，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和由第二十师抽出伍样的第三十九旅扩编为第四混成旅，随同开赴四川。鹿钟麟在第四混成旅第二团第二营充任营附，亦随营入川。

为反对袁世凯称帝阴谋，以蔡锷为首的护国军迅速组成，讨伐袁世凯并进攻四川。袁则急调曹锟任总司令，坐镇重庆,指挥第三师和第七师会同先期入川的第十六混成旅、第四混成旅，在泸州叙府主要战场上展开激战。恰巧第十六混成旅和第四混成旅共同担任叙府的战斗任务，致使鹿钟麟和冯玉祥得有机会在滦州起义失败、各自东西达五年之后重新相会。鹿即要求回到冯部，得到应允。适冯旅扩编成立一个团，鹿被委为第三团（团长张之江）的营长。

冯玉祥同情护国军的义帜，便在暗中与护国军谋取局部和解，同时设法促使袁的心腹大将陈宦通电反对帝制宣布独立。鹿钟麟在其中出谋献计起了一定作用，因此冯曾说过鹿“急智多谋”。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对冯在四川迫使陈宦独立深为不满，于六月六日电令冯玉样率部北上进驻廊坊。转年四月，又借故免去冯的旅长职务，进缺以被段祺瑞收买的第一团团长杨桂堂升充。鹿钟麟在此期间先后担任参谋、军法官、炮兵营营长等职务。

黎元洪、段祺瑞在对德参战和派系斗争中，意图相左，明争暗斗，酸成历史上的“府院之争”，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辫子兵五千余人，由徐州入京，先逼黎解散国会，继迫使黎离位出走。七月一日张捧出溥仪，宜告复辟。段祺瑞从天津发出通电讨伐张勋，令第八师在马厂誓师。第十六混成旅官兵素有反对帝制的传统，鹿钟麟、邱斌、张之江、李鸣钟等要求旅长杨桂堂出兵讨伐，杨不但不听，反而人京晋谒张勋。鹿等见时机已到，公推藓笃弼前往迎请冯玉祥回旅主持大计。冯到廊坊后率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张勋。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名义代理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大权独揽，一意孤行，借口对德宣战向日本借款，扩编参战军，坚决贯彻武力统一政策。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由上海到广州，发出护法的号召。八月间召开了护法国会，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讨伐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调动大军开赴湖南一带，阻止护法军北进。一九一八年一月，段祺瑞命冯玉祥旅自南京驰援湘西，该旅乘船沿江上驶经安庆抵九江武穴地区，通电响应护法号召，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和平解决争端，迅速恢复国会。段祺瑞愤怒之下，兔去冯玉样旅长职务。第十六混成旅的全体官兵一致表示誓与冯共生死，拒受段祺瑞命令。旋经曹锟调解，着令冯玉祥留任，率部开往湖南,戴罪立功。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后，段祺瑞随任命冯兼湘西镇守使。

冯旅由艰险环境中冲出，在湘西重镇常德得以喘息，又借口地处前线，请准招募新兵扩充实力，并加强官兵的教育训练,在常德驻防两年中，成立教导大队，分期分批轮训军官、军士。由炮兵团团长鹿钟麟兼任大队长，负责主持训练事宜。十六混成旅以后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国民军，其骨干力量的基础，就是在这时莫定的。

三、从常德北调南苑驻防

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冯部奉调离开常德北上抵达汉口。停留在谌家矶待命。在途中直皖战争爆发，给养、饷项均无着落，处境困难。冯曾致书孙中山表示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结合，固已有日。”孙得信后即徐谦和钮水建持亲笔书信前来慰勉，并携来大批革命书籍相赠。这些书交由鹿钟麟妥善保管，鹿因得以优先阅读，受到很大启发。后来鹿常常津律乐道这段阅读孙先生著作的经历。

直院战争以皖系失败而结束，直系当权，原陕西督军陈树藩属于皖系，随由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继任。陈拒阎入陕,阎率本部外，请调第七师吴新田，第十六混成冯玉祥两部同往，以武力接收。一九二一年冯部进抵撞关，阎相文即以冯为先锋向西安进军。经过三路激战，终于到达西安城下，陈树藩逃走。阎相文入城接任后，以冯部立下战功，电请曹锟将该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阎相文接任陕督后，因环境恶劣，任务艰巨，力不从心，不久便服毒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也深感局面难撑，窥机企困摆脱，鹿钟麟不断为之出谋划策。冯曾说：“鹿瑞伯智勇稳练，堪任繁巨，作战有作战办法，作事有作事办法。”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坐镇洛阳、郑州。时河南督军赵倜，佯与直系靠近，暗与奉军勾结，冯以全力击溃赵倜部队。战争结束后，曹锟任命冯为河南督军。鹿钟麟被任为河南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鹿到职后，大力扭转社会风气，提倡朴素生活，禁娟禁赌，破除迷信，驱逐僧尼，捣毁神像，将庙宇寺观一律改为学校。河南信阳一带出现匪患，为害乡民，鹿钟麟又被任为河南剿匪司令，驰赴豫南进行清剿。冯玉祥所部自陕西到河南一段时期里，不断扩充军队，截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底调离河南，已拥有一个师（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两个旅）和第七、第八、第二十五三个混成旅，达二万余人。时鹿钟麟任第二十二旅旅长。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北京政府免去冯玉祥河南督军职，调任陆军检阅使，所部随同开北京，大部驻扎南苑，其余分驻城内及通州。冯部在此驻防约二年余，加强了部队官兵的教育训练，同时进一步密切与孙中山的联系，信使来往不绝，接受孙的教导和指示。这是后来发起北京政变的内在因素。当时鹿钟麟受冯玉祥之命，也积极参与了这些工作。

四、北京政变推倒曹锟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六日第二次直奉战争再起，曹锟组成讨逆军对奉军作战，吴佩孚任讨逆军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今，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曹锟和吴佩孚对冯部的忠诚存在怀疑，特派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并调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为京畿卫成司令，想利用胡、孙监视冯的行动，殊不知冯、胡、孙早有联盟。正待机推翻曹吴，停止内战。

冯部第三军被规定经密云、古北口、滦平等地向开鲁前进。从九月二十一日起，冯部的第十一师及第七、第八、第二十五混成陆续出发，并令第二十二旅鹿钟麟部殿后，进达密云待命。此外，原由冯在河南一带招募而来的新兵万余名，编成三个补充旅，由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因装备不齐，请准暂留北苑一带进行训练，以备前方补充。

冯玉祥部调赴南苑时，曾接受孙中山密嘱联合孙岳、胡景翼相机推翻直系曹锟的统治，并相应作了准备工作。在战争爆发前三日即九月十三日，孙中山还有密电促彼等早日联合行动。战事甫交，冯认为机不可失，首先暗中与张作霖、段祺瑞取得协议，张答应共同反直，事成后同意奉军不入关；段答允予以支持，事成后同意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冯既解除了对张、段的顾虑，所以在部队出发前，即周密地做了“班师回京”的部署。十月十九日冯抵滦平，适前线传来直军作战不利的消息，冯认为时机已到，遂召集前后方部队将领集中滦平开会，当场宣布“班师回京”的计划。殿后改为先行，将入城任务交由鹿钟麟旅承担，其余部队都跟鹿部顺序折返。胡景翼部也由喜峰口退至平泉往南转进，以为配合。鹿钟麟奉命后，由密云率部兼程向北京折返，先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会合，十月二十二日返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然后在鹿的指挥下，当日午夜抵达安定门，由孙岳的城防部队放进城内，以迅重不及掩耳手段，包围与占据了各要害地区和部门，里应外合的把中南海、电话局、火车站和交通要道，都换了岗哨。一夜之间未发一枪即控制了整个北京，第二天清晨北京各大街小巷布满了冯玉祥的军队。冯玉祥、孙岳、胡景翼联合发表“漾电”（十月二十三日），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总统曹锟被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在前线督战的吴佩孚闻变后急速回军，在杨村一带与冯军展开激战，结果吴军溃败，吴佩孚在仓皇间从大沽口登上军舰逃往南方。

五、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

北京政变后，鹿钟麟出任京畿警卫总司令。此职曾三易其名，十月二十三日初经冯玉祥派为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十一月一日摄政内阁成立，经黄郛改称京畿警卫司令；十一月二十四日执政府成立，又经段祺瑞改称此名。鹿钟麟还一度兼任北京警察总监。当时冯部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鹿担任该军第一师师长，直辖韩复榘的第一旅和过之纲的第二旅，并指挥刘汝明的警备第一旅和门致中的警备第二旅。

鹿钟麟(左2)

远在讨伐张勋复辟之际，冯玉祥曾说过：“若不是薄仪还留在紫禁城里，哪能有今天这个乱子，斩草必先除根。”当讨伐张勋结束，冯特为此发出通电，呼吁请求惩处复辟祸首，要求引渡张勋，取消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官。段祺瑞的执政府对此置诸不理，冯一直耿耿于怀。同年十一月一日摄政内阁成立，代行大总统职权，冯正式向内阁总理黄郛提出建议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黄接受冯的建议后，便决定授权鹿钟麟执行这个任务。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鹿钟麟为统一首都警卫部队的指挥，先将自辛亥革命以来守护故宫的一千二百余人缴械，调往北苑，听候改编。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展动，尤其是清室惶恐不安。翌日鹿即得到情报称：故宫内向外打出电话，有谓外间传说将有不利于清室事件发生，应早做准备等语。鹿当即向冯报告这一情况，冯命鹿急驰国务院和黄郭商讨对策。黄认为事不宜迟，应立刻采取行动，当即召集紧急国务会议，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派鹿钟麟偕同当时的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及知名社会人士李石曾前往故宫，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

当晚鹿钟麟邀请张璧和李石曾共商采取的步骤和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作了具体的安排，一切准备工作限当夜完成，决定五日上午在警卫司令部集合，九时开始行动。届时鹿携带摄政总理黄郛代行大总统的指令，会同张璧、李石曾乘汽车出发，后随卡车两辆，分载军警二十人，直趋神武门。在此守护的清室警察，见状惊惶失措，鹿即令预伏于神武门附近的警卫部队，缴了这批警察的枪械；继又把神武门左右两侧驻扎的清室警察四个队计四百余人，全部缴械，遂全部控制了神武门一带。鹿等进入宫内，直抵隆宗门原军机处旧址，召来清室护军统毓逖，令其派人通知宫内全体文武人员一律不准自由行动，再令其派人传知内务府主管人员立刻来见。当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到来，鹿即出示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限绍英两小时内促使仪接受，废去帝号，迁出故宫；继命令其派员移交财产物品。

在交涉过程中，绍英以种种借口企图拖延时间，均被鹿钟鳞严词驳斥。最后，溥仪接受了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答应即日迁出故宫，同时交出印玺。

当日下午四时十分，溥仪及其后妃和亲属等，分乘汽车出宫，迁居什刹海甘石桥醇王府。鹿乘第一部汽车为前导，到达时鹿问：“溥仪今后你是称皇帝呢？还是以平民自居呢？”溥仪回答：“我既已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废去帝号，愿傲一个中华民国平民。”鹿说：“好，你既然愿当平民，我身为军人,自有保护的责任，一定要通知所属对你加以保护。”

六、迎接孙中山北上

早在北京政变前，冯玉祥先后取得张作霖、段祺瑞的同意,推翻曹锟政权后，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中山得知北京推翻曹吴后，电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表示祝贺，并告以即将北来。冯等当即复电促驾，并派代表马伯援赴粤迎接。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复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

这时的北京已为张作霖、段祺瑞的势力所左右。段在北京发表的政见，完全与孙中山的主张所背驰。以分赃式的“善后会议”抵制国民会议，以所谓“外崇国信”抵制废除不平等条约。同年十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正式就职，宜布《临时政府条例》。规定临时执政“总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这就使孙中山到达时，无过问政权的机会。接着张作霖也到达北京，前来给段以支持。冯玉祥自付兵力不及段、张联合势力，无力扭转这一局面，便在段就职的次日，提出辞呈。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孙中山绕道日本来天津，冯玉祥派其参谋长熊斌前来欢迎。孙因肝病发作，直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始扶病抵达北京。此时冯玉祥已不在北京，先居天台山，后迁张家口，于是冯把接待孙中山的任务，全部交给鹿钟麟承担，并嘱咐说：“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当天孙的专列驶进北京车站时，鹿即以冯的代表及北京警卫总司令的双重身份,先上列车问候，并鑫与了同学生、民众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孙到北京之初，住在北京饭店，后迁至铁子胡同行辕。鹿负责全部警卫工作，经常亲临巡视，以免发生意外。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先生病情转剧，延至同年三月十二日逝世。鹿钟麟协助李烈钩（协和）办理治丧工作。其中关于停灵地点、举行公祭等问题，段祺瑞怕扩大影响对已不利，曾多方阻挠，鹿钟麟则据理力争。四月二日孙中山灵柩移奉北京西山碧云寺，参加送殡的群众三十多万人，鹿率警卫担任一路警戒。

七、南口撤退和访苏之行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只是出于反对军阀内争，并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因此，在与段祺瑞、张作霖的角逐中，其政治主张无法贯彻，意志转向消沉。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提出“息争”的呼吁，即又电请辞职，并于三月二十日取道平地泉（今集宁）去苏联访问，主要是寻求援助和学习，军中一切事务由张之江掌握。这时国内政局急剧变化，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进展顺利，奉军张作霖部进兵京、津：国民军与奉军在南口一带发生激战。鹿钟麟在北京与段祺瑞为发军警饷项问题，发生争执，段批发一百万元，鹿说实际需用五百万元,否则治安堪虞。在时局紧张时，鹿钟麟奉命任察哈尔都统兼国民军东路军总司令，在四月九日晚部队撤出北京时，原拟将段祺瑞虏走，由于走漏消息，段已逃到东交民巷隐藏而未实现。鹿钟麟所部东路军，共三个军，在主战场南口与奉军展开争夺战，终因实力悬殊，后援不济，不得不于同年八月间。撤离南口，转移至绥远、包头及西北地区。在新败辗转之际，部队补给无着，兼之走向瘠贫地区，韩复榘、石友三两部投向晋军阁锡山，形成群龙无首状态。

国民军面临瓦解危机的情况下，各将领电请冯玉祥返国，收拾残局。冯于九月十日始返抵包头，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鹿钟麟任总参谋长。时军中经费异常困难，甘肃督办刘郁芬送来十万元外，鹿钟麟由北京撤退时携来二十万元也一并交出使用。九月十七日冯军在五原誓师，战略方针是：固甘（肃)援陕（西），联晋图豫，东出潼关，会师郑州，以配合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因武器弹药缺乏，决定派总参谋长鹿钟麟以观光团名义，率团员邓哲熙、浦化人、南汉宸等三十二人去苏联,商讨冯玉祥在苏所达成的援助国民军的协议的实施问题。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政府先安排鹿等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召开的反帝大同盟大会，鹿在会上就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痛事实做了发言，受到与会者们的声援和欢迎。回到莫斯科时，受到斯大林的召见，会谈一个多小时，取得苏联政府对国民军武器弹药和财政的援助。

鹿钟麟尚未回国时，一九二七年四月间，武汉国民政府将冯玉祥所指挥的国民联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冯于“五一”节在西安宣誓就职。第二集团军沿陇海路两侧东进，鹿等于同年五月间回国时，部队已到达郑州，正向徐州前进。冯已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委鹿任民政厅厅长，后一度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

八、在北伐战争中

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与蒋介石会晤，举行“徐州会议”，扩大了北伐的声势。当时第二集团军与直鲁联军张宗昌部，仍在严重对峙，争夺豫东通向徐州的归德（现商丘市）一带的战略要地。直鲁联军徐源泉、褚玉璞、方永昌等部约十余万人，由鲁西进犯归德。鹿钟麟任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总司令,率杨虎城、庞炳勋、王金韬等各部约五万余人，由睢县、宁陵一带并进，在杨集、马牧集之线展开争夺战。终以敌我力量悬殊和鹿所率各师各有保存实力之心，而归失败，鹿率本部退至太康、柘城。是为豫东之战的第一阶段。与此同时，孙传芳部与直鲁联军进攻徐州，第一集团军不支，徐州复失。战役第二阶段开始后，北路军孙良诚率部由豫北驰援，韩复榘、石友三两部在杞县、兰封击垮直鲁联军，鹿钟麟率部由宁陵迅速出击，收复柳河集、归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鹿钟麟任右路军总司令，协同韩、石两部向徐挺进，鹿部首先抄袭孙传芳的反攻部队的后路，激战一昼夜，敌军溃退，鹿率部再次克复徐州。

一九二八年一月继续北伐，鹿钟麟被委为北路军总司令,韩复桀任前敌总指挥，分别向北京、天津进攻。因日本帝国主义为阴止北伐军前进，制造了“济南惨案”，中途受阻。更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为争夺华北统治权矛盾加深，鹿部进抵河北省望都即行停止待命，韩部也只进抵南苑。而阎锡山却派部队进入北京城内。同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改称北平市，成立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实际大权操纵在阁锡山之手。随后，第二集团军各部陆续撤河南及关两侧。鹿钟麟任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八军军长、豫鲁“剿匪”总司令。一九二八年冬冯玉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调鹿钟麟任军政部常务次长。

九、中原大战与西北军瓦解

一九二八年七月北伐战争结束，冯玉样、蒋介石、阎锡山各派势力之间，因地盘分配问题发生矛盾。如鹿钟麟、韩复榘两部进军河北驱逐东北军出关，应是首功，不但未取得比较富庶的地盘，甚至两军粮饷蒋介石也分文未给。在战后编遣会议上，北伐各集团军各怀保存实力之谋，勾心斗角，以致会议流产。一九二九年冯玉祥托病离开南京，到河南辉县百泉村居住，观察形势发展，准备反蒋，军政部长一职交鹿钟麟代理（不久真除）。

同年五月冯决心反蒋，命令所部向甘、陕腹地西撤，韩复榘、石友三两军以甘、陕地区瘠贫不愿西进，加之蒋介石行贿拉拢，遂叛冯投蒋。蒋下令讨冯，冯遂通电下野。阎锡山以共同下野出国为名，诱冯入晋，把冯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用以挟蒋自重。冯部宋哲元、孙良诚两军被迫退入潼关以西。

这时在南京任军政部长的鹿钟麟如深陷虎穴，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只有设法逃出南京。适西北军将领、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来南京谒蒋，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实则是要粮要饷。蒋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在上海设宴招待刘郁芬、鹿钟麟，其实也是观察刘、鹿的动静。午夜宴罢，鹿钟麟即以往钱塘江观潮为名,在西北军前顾向日本人松室孝良帮助下，带随从人员潜赴黄浦江，乘上日本轮船，驶往日本。蒋介石获悉鹿已逃走，即下令通缉。鹿钟麟在日本稍事休息，搭轮回到天津，避居日租界内。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间，冯玉祥密令鹿钟麟设法来建安村。鹿乔装商人模样由天津经北平过大同直奔太原，再假冒阎锡山的“赵参议”名衔进入建安村。与冯会晤后，首先报告军内反蒋失利作战情况，宋哲元、孙良诚互相推诿战责，将帅不睦，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冯当即委任鹿钟麟代理总司令职务，命其立回陕西军次，重整西北军，准备再次东出潦关。又设计派人与蒋介石联络，秘密联蒋反阎，以分化蒋、阎关系；另一方面，公开要求阁锡山送还冯玉祥，共同反蒋。商妥后，鹿迅速折返太原转车南下，直奔黄河渡口风陵渡。这里虽有阎锡山的设防部队，戒备极严，但鹿以“赵参议”名街得以顺利渡过黄河，到达西北军防地。

鹿钟麟以冯的全权代表身份，按预订计划行事。一九三O年三月十一日，西北军将领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护阎锡山反的通电，原西北军叛将和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等，纷纷来电声援讨伐蒋介石，惟东北军张学良保持沉默。当日以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倾三十万大军分六路进入河南；晋军以徐永昌为前敌总指挥，总兵力二十万投入津浦、陇海两铁路沿线，其他各方面军次第编进序列。为了统一指挥各方面军，将任命鹿钟麟为二、三、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徐永昌副之。蒋介石也动员陆海空近百万之众，分别在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鲁西南、豫东、皖北、两湖地区同时进兵，何应钦坐镇武汉，蒋介石统帅徐州。双方主要战场在徐州以西陇海线一带。

战斗开始时，双方互有得失。当蒋军在柳河集、归德、马牧集等地转危为安时，冯军未能施行纵深突击，鹿钟麟命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在解亳州之围后，向津浦线蚌埠挺进截断蒋军后方补给。但二孙强调部队疲于奔命，亟须休整，迟迟不进，坐失战机，陷于被动。当八月间陇海攻势受挫，晋军又失利，有些将领徘徊观望自寻出路。九月二十八日鹿钟麟向冯玉祥报告；吉鸿昌已投蒋，梁冠英、孙连仲也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冯乃陷于众叛亲离的苦境。更兼张学良通电率军入关,西北军遂以失败而告终。

冯玉祥原来准备由鹿钟麟全权处理部队的善后，蒋介石不应允，坚持要冯、鹿下台。鹿钟麟于十月二十三日发出“漾电”声明下野，来天津闲居。

十、抗战期间

一九三一年鹿钟麟任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委，一九三二年任军事参议院参议，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委。一九三五年冬，与冯玉祥同时被蒋介石邀赴南京共商国事。其后曾来北平会晤宋哲元，力劝宋坐镇保定，认真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鹿曾怂恿宋哲元与日军决一死战，终以种种原因而未果。

一九三七年秋我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为参谋长。不久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鹿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和为时很短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初，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企图与日寇妥协搞独立活动，不听指挥避战而失掉大半个山东。蒋介石在开封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届时逮捕了韩复榘。蒋在回武汉时，叫鹿钟麟同车而回；鹿说，这里有专列车辆，随后即到。不久蒋任命鹿钟麟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组织军事法庭，会审韩复榘抗命不战的罪行。鹿、韩均系冯玉祥的高级将领，蒋介石令鹿审韩而定罪，既能消除异己又可显示大公无私，取得一箭双雕之功。同年夏，委任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当时冀察一带的广大军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在敌后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民主的地方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在敌后有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和第九十四军军长朱怀冰领导地主武装，不执行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决议，处处与人民武装搞“磨擦”，甚至向民主武装力量进攻。鹿钟麟就是在此背景下就职的。这期间，鹿既不能正常地执行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又不能真正指挥张荫梧与朱怀冰，特别是朱怀冰尤为骄横跋扈;更兼蒋介石派遣军统特务进人司令部工作和监视鹿的行动。所以，鹿无法联合八路军共同抗日，又制止不了反动武装的破坏活动，终于在一九四年愤而辞去本兼各职，回重庆歌乐山闲居。有关这一段经历，鹿钟麟生前深感内疚，又不愿说明自己当时的处境及内在的矛盾斗争，恐落得自我表白之讥。

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兵役制度，使广大青壮年惨遭虐待，骇人听闻之事层出不穷。冯玉样在重庆调查各处兵役制度的弊端，并面报蒋介石查处。蒋一怒之下，枪决了当时的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并决定将兵役署扩大为兵役部，要冯玉祥推荐部长人选。冯提出张之江及鹿钟麟二人择一任命，蒋遂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任命鹿钟麟为兵役部部长。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兵役制度是其统治制度的延伸的一部分，弊病多端，老百姓不堪其扰。在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总政策笼罩下，有关兵役征招的种种劣政，不是什么人当部长所能改变的。而蒋让冯玉祥推荐其旧部充当，不过是“请君入瓮”的诡计罢了。到一九四五年五月鹿钟麟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委，同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兵役部撤消，转任华北宣抚使。这仅是表面酬答之举，鹿工作完毕便寓居天津。

鹿钟麟故居

十一、解放后的晚年生活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后，鹿钟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尽政治沧桑、过了一辈子戎马生涯的鹿钟麟，却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自愿出来协助人民政府开展街道居民工作。他热心从事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宣传防火、防盗。在抗美援朝中,以极大的热忱带头捐献财物。他拥护新政权，生活在群众中，积极促进里巷睦邻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一把力。他经常对人说：“我为人人团结紧，人人为我共前进。”

一九五四年冬，毛泽东主席召见了鹿钟麟，亲切地询问他在街上做工作的情况，称赞他是“办街道工作的专家”，并设宴款待。其后，毛主席委任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号召老年人士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以后，鹿钟麟积极投入撰写文史资料的工作。他先后写成了《滦州起义前前后后》、《冯玉祥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始末》、《孙中山北上与冯玉样》、《一九二六年访苏前后的回忆》、《有关兵役部的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回忆》等许多回忆文章，达数十万言，提供了有关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

鹿钟麟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曾数次在广播电台对台湾军政人员（他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发表讲话，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望他们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做出自己的供献，并欢迎他们来大陆探亲访友和参观。

他晚年患前列腺增生和肠癌，反复数入院医治，领导同志们给予亲切关怀和探望，并嘱托医生设法治疗。终以病情多变，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日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在河北省及天津市党政领导同志关怀下，为鹿钟麟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成立治丧委员会，由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任主任委员。河北省副省长杨亦周、高树勋亲自料理，中央领导派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专程来津致祭。同年一月十四日安葬于天津北仓革命公墓。

在党的关怀下，我现在过着安适的晚年生活，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我经常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愿在自己有生之年，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

（孙家骥整理）

资料来源: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