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枭林耀东缘何猖狂？《破冰行动》背后的真实制毒村

2024-09-01 02:29 来源：云美集点击：

毒枭林耀东缘何猖狂？《破冰行动》背后的真实制毒村

最近，随着《破冰行动》的热播，剧中塔寨村的原型博社村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六年前，“海陆丰行动”轰动全国：2013年12月29日凌晨，为了端掉博社村这个巨大的毒品窝，广东调集3000警力，出动海警和空警，三位一体式对其实施围剿，最终摧毁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抓捕182名制贩毒成员……一夜之间，这个有着800年历史的村庄浮出水面。

制毒让拥有1.4万村民、全村姓蔡、原本隐而不显的的博社村被意外关注。村子里的“精神领袖”名为蔡东家，即《破冰行动》中最大毒枭林耀东的原型。蔡东家是谁，他缘何有如此能耐？博社为什么成为制毒村，这与它深厚的宗族传统又有何关联？2013年的特大缉毒案案发后半年间，记者曾两次入村调查，并获得了分析博社宗族与毒品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26期，有删改。）

缉毒剧《破冰行动》中，毒枭林耀东的原型就是蔡东家。

“精神领袖”蔡东家

蔡东家从2006年底担任博社村村支书，并于次年兼任村主任。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驻村警员说起蔡东家，形容他就是博社的“精神领袖”。

按照警方的说法，蔡东家是博社村制贩毒团伙的头号保护伞。他是2013年12月29日凌晨扫毒大行动中被抓的第一个人，抓捕地点在惠州的一家酒店里。据说，这间酒店也有蔡东家自己的股份。在这之前一周，蔡良火在惠州被抓，警方称其为“博社制毒元老”。

蔡东家与蔡良火两人的父亲是堂兄弟，两家交情很深。除了蔡良火，被抓的另外几个制贩毒团伙头目，也多少都与蔡东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称为博社最大制毒团伙的蔡昭荣一家，就是蔡东家的近亲。蔡昭荣的父亲蔡长，是蔡东家前妻的亲哥哥。蔡长和几个儿子都染上了毒瘾，略微夸张的一个说法是：蔡长经常让儿子吸毒时给自己也留点儿。

根据警方的介绍，蔡东家为制贩毒团伙主要提供两种保护——一是利用自己汕尾市人大代表的官场关系，四处打探消息，提前通风报信；二是一旦有人落网，就找人疏通关系，尽量打捞。在担任村支书的7年中，蔡东家在博社一言九鼎，甚至有几次，警察到村里办案遭村民围观，也只能求助于蔡东家。认识博社，认识博社的制贩毒，就绕不过蔡东家。那么，蔡东家到底是谁，他缘何有如此能耐？

《破冰行动》剧照

蔡东家兄弟五人，他是老大，父亲做了多年理事会的文书，有些威望。蔡东家早年承包虾塘，开过加油站，也到深圳等地做过生意。上世纪90年代，受当时支部书记的赏识，蔡东家做了博社的治保主任，积累了一些人气。1998年，蔡汉良当选村支部书记，第二年，博社举行第一次村民选举，蔡东家被选为村主任。可是，他一直在外忙自己的生意，并不来村里上班。后来，蔡汉良向上级打了报告，蔡东家很快就辞职了。

此后几年，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做生意，有人说他也曾经贩卖毒品，承包酒店，还搞房地产开发。2003年之后，村子里一直没有选出一个正式的支部书记，由副书记蔡奇隆主持工作。2006年底，蔡奇隆生病，去广州住院治疗，结果人还没回来，就得到消息说镇上任命了新书记，是蔡东家。

一位前任村官告诉我，蔡东家当上村支书之后，第一年还过问一下村里的事情，组织修了路，从第二年开始，就不闻不问了，只顾忙自己的生意。村委会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有事就给蔡东家打电话，偶尔开一次会，也都是在他家里进行。“我们很少在村里见到蔡东家，他每天就是陪生意朋友和领导们打牌。”这位村官称。

2007年，博社举行选举，没有人跟蔡东家竞争，但又必须要差额选举，后来勉强动员了一个村民出来竞选，但谁都知道是走过场，只象征性得了100多票。蔡东家顺利当选村委会主任。到2010年再次选举时，也是如此。“蔡东家想分点票给谁就给谁，前些年为了争村长，选举的时候各个大房头的人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甚至准备好刀枪，随时打仗。”一位老人帮成员回忆，“自从东家当了书记，村子里反而平静了很多，再无公开的挑战者。”本来，2013年底又要举行新的村主任选举，听说蔡东家有意将这个位子让出来，交给堂弟蔡良火，没想到还没有等到选举，就案发了。

如果只是从这些经历看，我们仍然无法理解，蔡东家的能量到底由何而来？要进一步认识蔡东家，还得从博社的宗族关系说起。

广东陆丰博社村祠堂。这里的40座祠堂代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黄宇摄）

博社村的创始祖先蔡登瀛生了四个儿子，从大到小分为孟、仲、叔、季四个房头。其中，三房很早就迁走了，村子里现在只剩下大房、二房和四房。只是，这三个房头的发展极不均衡。博社村登记在册的人口大约1.4万，其中，大房有近万人，二房3000多人，四房只有1000多人。毫无疑问，大房是村里的主力军。但是，若仅仅以此划分，倒也简单。复杂的是，在此后800多年的历代繁衍中，大房又分化出了20多个小房头，几乎每个小房头都为自己的祖先修建了祠堂。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小房头中，其中以明末清初年间分化出来的九厝和糖间为最大分支。后来，九厝下面又以大深和大荣两个家族人最多，即今天博社人常说的深祖和荣祖，各有3000多人。因此，博社错综复杂的宗族谱系中，大房之下的深祖、荣祖、糖间这三个房头才是真正的主力军，只有二房能够勉强与之抗衡。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博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基本上都是深祖、荣祖、糖间和二房这几个大房头所把控。尤其深祖和荣祖的人最多，因为分化的晚，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更亲近，他们是博社村的两大王牌房头。蔡东家就来自荣祖一支。

促成蔡东家大权独揽的原因里面，除了物质财富、上层关系和治保主任的经历之外，不可或缺的是他的宗族背景。本来，经过解放后的重创，宗族传统在博社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因为村庄财富重新分配的需要，各个房头再次崛起，纷纷与外界划清界限。蔡东家的壮大，正是搭上了宗族复兴这一东风。

毒品生意的保护伞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蔡东家的全部生意。据说他在惠州、深圳等地投资了好几家大酒店，在陆丰还开了一家高档夜总会。一位前任村官分析说，若论财富积累和宗族背景，在博社能够挑战蔡东家的并不是没有，但是，在上层关系和外部势力上，蔡东家却依靠自己的长袖善舞，把别人远远甩在了身后。

博社村坐落在陆丰与惠来的交界地带，即便在全国范围内，这里的三甲地区（甲子、甲西、甲东三镇）都称得上是走私、假币和制贩毒犯罪的重灾区。博社村历史上一直是甲子所十八社之一，直到1957年从甲子分划出来一个甲西镇，才划归甲西。不过，行政归属并无实际意义，由于距离陆丰县城遥远，数百年来甲子就是这里的经济中心，到现在镇上还拥挤着20万人，极其嘈杂和繁忙。

甲子的消费水平要高过陆丰，而在甲子，博社人又是一种更特殊的标签，通常意味着暴富。在甲子开服装店和首饰店的老板都告诉我，扫毒之前，博社的年轻人从举手投足就能看出来，“通常都是装一沓百元大钞，脖子上挂跟小拇指粗的金链子”。别村的人来买件T恤，50块钱还要砍价半天，但若是博社的，老板娘直接要价200元，对方不还价，拿起就走。

甚至连出租车司机都深谙其道，从甲子去博社只有不到5公里的路程，出租车司机的一致要价是70块钱。“看你不像拿货的啊。”司机跟我打趣道，理由是我没背“那种方方的单肩小挎包”。扫毒行动前，来博社拿货的毒贩太多，那种皮质的单肩小背包几乎成了标准行头，司机们私下称它为“毒贩包”。在这里跑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全部来自河南南阳的一个县，彼此之间熟络，基本每一个人都有过乘客被缉毒警察当场抓获的经历。“不过，对我们不碍事，顶多弄去公安局审一晚上就放回来了。”司机告诉我。

博社村的制毒始于何时？普遍一致的说法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一个台湾老板与邻村老支书的儿子合伙做冰毒，算是最早的毒品生意。由于这位老支书家与蔡东家一家是表亲，蔡东家由此进入毒品生意。2000年，甲子赫赫有名的刘标、刘送相继被抓，三甲地区的制毒生意开始浮出水面。至今，提起这两个名字，在甲子仍无人不晓。

一位参与当年办案的警员告诉我，刘标和刘送都是甲子混社会的大哥。刘标当时从香港走私香烟到内地，被临县惠来的警察盘查，刘标很嚣张，掏枪打伤了一名警察，由此被逮捕。警方开始清查他的其他生意，发现在甲子还有他的制毒窝点，也是与台湾人合伙的。没过多久，刘标老婆在转移毒品的过程中也被抓获。此案之所以引起轰动，还因为把四个警察拉下了水，其中就包括当时的陆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2001年，刘标被判死刑，当时的媒体还做了报道，但是，刘标并没有被枪毙，他上诉，硬是在二审的时候把死刑掰了回来，据说已经放出来了。

刘送的案件与此类似，走私、制毒、被抓、死刑、释放。经过这两个案件，这位警员感叹：“死刑都能给掰回来，自此陆丰的警察再无信心办大案，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所以十几年来，从最初的走私、贩卖妇女到后来的假币、毒品犯罪不断，当地的警界和官场不作为当然难辞其咎。案发后，陆丰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和两任公安局长都已被“双规”调查。

陆丰警界人心惶惶，两个副局长被查，缉毒大队长也被抓，管辖博社村的甲西派出所前后两任所长都因涉毒品案被抓。前任所长庄永川在甲西派出所当了12年所长，在陆丰警界是个“奇迹”。他出事之后，接任的新所长姜振全听风水先生说，是因为派出所地处空旷地带，背后没有“靠山”，便找工程队来在派出所后面堆起了一座假山，可是也没有逃过一劫，10个月后也被抓了。

在当上博社党支部书记的第二年，蔡东家成了汕尾市人大代表。这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护身符”，因为去市里开会，与领导们经常见面，平常就多了在一起打牌的机会。由此，蔡东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支书，但在陆丰乃至汕尾，已经是声名远扬。上述警官感叹，早在七八年前就听说蔡东家这个名字，但“自己是小警察，跟人家根本说不上话”。

由于制贩毒严重，陆丰两次被公安部列为禁毒重点地区。2009年，广东省公安厅派了年仅36岁的陈宇铿空降陆丰，重点打击毒品犯罪。陆丰警员形容陈宇铿“年少有为，能力强，有魄力”。陈宇铿上任后，大刀阔斧治警，陆丰市公安局12年未动的人事关系被他打破，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年轻警官，组建了缉毒专业队，甚至还专门组织了几次针对三甲地区的大行动。

可是，2014年3月，已经升任汕尾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陈宇铿还是落马了，也是牵扯到了博社的制毒案。据说，当年他带队到三甲缉毒，本来晚上行动，下午有人得到情报，甲西派出所长庄永川就去博社通知了一圈，到了晚上，行动自然没有结果。

2014年初，扫毒行动展开后，警察开始在博社村里巡逻。（黄宇摄）

外部的保护伞之外，内部的宗族关系本身也提供了一种隐性的保护。一位参与博社案侦办的警员分析，一般一个地方若同时存在两个制贩毒团伙，都会存在竞争，进而水火不容。但是博社是个例外，虽然村里存在数十个制贩毒团伙，但从来没有因为毒品生意而起过冲突。

在他看来，这就是内部宗族关系的作用，“生意谁都可以做，一致对外，但谁也不能坏了内部规矩”。博社是单姓村，宗族内部固然存在矛盾，但一旦遇到外部势力的威胁，还是会马上团结起来。

博社制毒之疯狂，超出想象。最初先是利用感冒药来制毒，后来国家严控药品销售，就从福建、内蒙古等地直接购进麻黄草，从中提取麻黄素来制造冰毒。熟悉情况的人介绍，他们一般先与一家小药厂合作，打着药厂的旗号去买草，用大卡车一车车拉回来，最多的时候在海边、山上搭建了五六百个简易棚，在里面浸泡麻黄草。

制造冰毒的技术门槛并不高，但是其暴富之快却是惊人的。据上述人士介绍，2011年以前，一桶提炼好的50斤重的制毒原料，售价200万～220万元，可以制造一公斤一条的20条冰毒，每条25万元，即500万元。扣除师傅的工钱十几万元，药品添加剂5万元，人工和电费三四万元，只需三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净赚200万元。

在博社，想进入毒品生意，门槛也不高。宗族中有亲近的人在做毒，就可以跟着做一年，只要想单干，还可以提供启动资金。很多不直接制毒的家庭也间接地提供了融资的作用。但是，这一切都要限定在一个宗族内部。一天傍晚，我在一间破旧的老祠堂里偶遇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个光棍，在博社，每个祠堂都会住有一个打理卫生的人，一般都是无儿无女的老人。这个中年人带我看了快要倒塌的祠堂，感慨自己甚至连重修祠堂的人头费都出不起，他说：“我也想跟他们做毒，但求了好几次，人家不用我啊。”

博社为什么成为制毒村？

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内部运作上看，博社都算得上是一个封闭的、庞大的、古老的超级村庄。它远离都市与现代法治文明，村中除了两条主干道，其余全是蜘蛛网般的小巷子，一万多人紧密地聚居在一起；它基本没有外来人口，后来我才明白，之所以内部通婚者居多，是因为只有嫁入家门的媳妇才能入族谱，而嫁出去的女儿就不能写进去了，谁都不愿意让自己女儿从族谱中抹去，也不愿意让一个外姓媳妇入了自家族谱；它历史悠久，800年一脉相承，即便中间几十年因为政权变更而短暂中断，也是表面的，维系其内部运作的宗族观念一直坚挺。

更关键的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行事规则，虽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但这套几百年来形成的行事规则，基于历史传说、风水迷信以及封建等级观念而形成，自成一体，生命力顽强。

第一个让我对博社的宗族关系和房头演变建立概念的是一个已经去甲子镇上工作了二十几年的小学语文老师，他平日酷爱整理家乡文史材料。另一个让我对博社内部村官纠葛形成认识的人是一个已经定居甲子的医生，他祖上从清朝末年就离开了博社，但到现在还保留着与家乡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重修祠堂也要拿人头费。这两个人都是祖籍博社，但又都因为考学、工作或者做生意离开了博社，我理解他们的角色，类似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士绅。

博社为什么成为制毒村？这与它深厚的宗族传统有何关联？——通过对士绅这一中间阶层的观察，我们获得了分析博社宗族与毒品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村里耗资近千万元新修的蔡氏宗祠（黄宇摄）

科大卫在其《皇帝和祖宗》一书里重点分析华南地区宗族的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地理的角度——华南地处偏远，远离王朝政治中心，地方自治的色彩更浓，同时向王朝政权靠拢的欲望更强烈；另外，因为粤闽沿海尤其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年属于荒滩，耕地基本由移民开荒所成，为了确立对自己开荒成果的保护，需要建立一套内部人的治理机制。

从明朝中期开始，族谱的编纂，不再以虚构的祖宗谱系和里甲登记为核心，而以成员考取科举功名为核心。拥有科举功名的成员，主持祠堂的祭祖活动，赞助宗族的其他活动。明朝开国后8年，整个珠江三角洲只诞生了33名进士，而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珠江三角洲共产生了390名进士，换言之，每三年一届的会试中，平均就有6名进士。从16世纪到18世纪，社会各阶层开始广泛感受到文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阶级从草莽百姓中诞生出来，并成为影响地方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绅权。

现实世界中的士绅，除了考取功名的人，通常还包含两类人——富人和能人。尤其后两者，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方认同的“体制内”，但却依靠物质财富和特殊技能（比如中医、风水先生、礼仪文书等）积累起来的声望，取得了乡村社会的一致认同。按照于建嵘的分析，绅权系连接皇权与族权之间的桥梁，它超越了一般的族权，是“宗族之间冲突的缓冲器”。

种种传说，构成了一种稳固的内部文化，支撑着这里的宗族运转。但是，传统乡村社会中，皇权、族权和绅权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却已经不复存在。

还记得第一次去博社的时候，我跟博社小学的老师蔡昭宇聊天，他的祖父曾经做过生产队的会计，父亲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后来在小学当老师，红白喜事都来找他写字，对村里每个人的生平都了然于胸。蔡昭宇子承父业当了老师，哥哥蔡昭立则是乌坎水利站的公务员，这次扫毒行动后也被上级派回博社担任过渡期的副书记。按传统宗族观念，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在村里的威望应该很高，但他却是一副蹉跎的样子，住在小学拥挤的宿舍里，感慨今非昔比，没有人再看得起读书人了。

更让人心酸的是与老人会理事蔡光臣的第二次见面。蔡光臣60出头，做了一辈子小学老师，还是理事会的成员，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社戏时，他坐在宗祠门口的台阶上，等着理事会分给每位理事的一块猪肉。那时候，他对村庄的事情并不愿多谈，几次催促我离开。第二次拜访博社，我又找到他家，吃惊地发现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由于结肠炎动了三次手术，医生说只有十几天的生命了。他用尽全身力气向我感慨，若有来生，一定不要做个好人。“我一生讲德，本分做人，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要钱没钱，要屋没屋，看看那些坏人，一夜暴富，高楼大厦，现在世人只认钱。”

博社村贫富差距极大，很多人还住在年久失修的老祖宅里。（黄宇摄）

那位酷爱整理宗族史料的老师也一样，他用“家乡”这个词儿来指代博社村，但却已经是被“家乡”基本抛弃的边缘人，只能在故纸堆里维系与家乡的联系。科大卫在书中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坍塌提供的结论是：民国年间，就地方与朝廷中央的关系而言，祖宗已经无关痛痒了。随着“国民”、“国家”等概念的到来，代表中国封建制度残余的宗族开始成为有识之士攻击的对象。1904年，梁启超从美国回国，游记中提及“中国人的缺点”，第一项就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引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主张以国家的理念代替乡村的理念，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也必须要把“乡村”抛弃。自此之后，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就靠边站了。

因为腐败，外部的法治约束失效；因为金钱当道，内部士绅阶层的崩塌，又让宗族运行失去了自我约束的力量。即便蔡东家这样的绝对领袖，也无力撼动村庄的运行规则，有过村支书和房头“老大”双重经历的蔡汉良就感慨，有时候，这个位子上的人也是身不由己，只能顺势而为。2013年阴历七月初十晚上，蔡东家曾经召集各个房头的“老大”在蔡氏宗祠里开了个会，告诉大家回去分头转告本房子孙，制毒有害，七月十五之前必须停止。可是，并没有人真正遵从指示。

（注：由于可理解的原因，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拒绝记者使用其明确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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