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杜聿明、溥仪在内的数百战犯，为何都被特赦？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杜聿明、溥仪在内的数百战犯，为何都被特赦？

1948年12月25日，在解放战争进入第2个年头，解放军的胜利已经明朗化的情况下，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

新华社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

43名战犯中，既有头号战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也包括国民党诸多高级将领和政府要员。

而这43名战犯的最终命运也各不相同，如蒋介石等大多逃到台湾，并在台湾去世；一部分人如卫立煌弃暗投明，投入新中国怀抱；也有一部分人远赴异国，最终客死他乡。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在率部抵抗解放军的战役中被击败俘虏，成为了一名关押战犯。例如，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但是，犯有累累罪行的战犯绝不仅仅只有新华社公布的43个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在关押战犯总计977名。

这其中，出自国民党系统的有926人，而这些人中，出自军队的有736人，再细分的话，中将72人，少将388人，校级军官276人。

淮海战役被俘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

除了军队出身的战犯之外，还有46名政府系统出身的战犯，27名党务系统出身的战犯和117名特务系统出身的战犯。

当然，战犯并非都出自国民党集团。这其中，还有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战犯61人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为首的伪蒙战犯10人，这两部分战犯其实就是汉奸。

那么，对于这些曾经领导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犯们，新中国准备怎样处理他们呢？

事实上，早在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就曾发布过惩办战犯罪犯的命令，当时提出的方针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攻破太原后晋绥军部分战俘

按照这种原则，那么，绝大多数战犯都有可能将被正式审判。而根据他们当时的累累罪行，再加上群众的痛恨，这些人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的概率显然是很高的。

当然，即便如此，按照他们的罪行，这显然也是罪有应得，既合理又合法。

但是，当时，毛主席却提出了异议，他主张“一个不杀”，而周总理也选择支持毛主席的观点，对此，周总理曾说到：“哪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还未结束就处理战犯的？”

康泽

中央之所以对于这些罪行累累的战犯持谨慎处理的态度，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时审判罪犯的战犯的条件并不成熟。

一方面，正如周总理所说，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虽然被赶出了大陆，但是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依然龟缩台湾顽抗。没有解放台湾之前，说明内战并没有结束，此时审判战犯，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另一方面，同样跟台湾有关。

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尤其是将官们，都曾在国民党集团内部拥有很高的地位，这些曾经位高权重的战犯们虽然已经被俘虏，但是，他们在国民党集团内部依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也有许多人在看着这些被大陆俘虏的战犯下场，如果这些人被审判后判刑或杀掉，显然会对国民党内部的许多人造成绝望心理，从而放弃幻想，顽抗到底，这对于解放台湾显然十分不利，对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也没有好处。

在台湾的蒋介石和宋美龄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对于这些战犯的决定是：暂时既不审判，也不判刑，由各地管理所管理。而管理的方针则是：“惩罚管制和思想改造相结合”。

而且，这些人虽然曾经罪行累累，但是，中央依然在生活和医疗方面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可谓十分大度。

1956年，中央正式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关押的数百名战犯的作用再次凸显出来。

1950年，在将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赶出大陆之后，毛主席原准备乘胜追击，一举解放台湾，彻底统一全国。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毛主席1950年解放台湾的构想彻底成空。

台湾省

而且，由于美军海军拥有的绝对装备优势，新生的人民海军短时间内根本不是美国海军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之下，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再加上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央最终确立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既然采用和平的手段，那么，如何获得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成为和平解放台湾的重中之重。如何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孤立动摇瓦解敌人呢？

中央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后认为：这些战犯与台湾有关，如果处理得当，有利于祖国的和平统一。所以，在大陆被关押的高级战犯们，成为最好的沟通媒介。

功德林战犯剧照

原因再简单不过，这些人在国民党系统内不但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曾经的亲信、部下、亲戚、朋友、学生等关系，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台湾。

所以，这些战犯的处置，将直接影响许多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之下，为求一时痛快，轻易地杀掉他们，不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只能起到消极影响。

而且时间进入1956年时，处置战犯的条件也更加有利：

一方面，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已经稳定下来，能够更加从容的处置。另一方面，这些被关押的战犯尤其是高官们始终高高在上，与人民群众接触得少，不是直接欺压民众的土匪恶霸，民众对他们的憎恨程度反而较轻。

而且几年过去了，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这些战犯的罪行，能够更加理智冷静地考虑问题。

所以，中央认为，为了更有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适时地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部分战犯

因此，在广泛讨论征求各方面意见之后，周恩来总理对毛主席“一个不杀”的原则做了进一步阐释，那就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那为什么不一下子全部释放呢？

当时，确实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周总理认为：

虽然全部释放处理起来十分简便，但是，只是一下子轰动，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而且，工作不满，收获也不大。

再加上释放战俘本身就是要影响台湾，因此，这样的工作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去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毛主席对此也做过具体阐述：

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毛主席

确定基本方针后，1956年4月12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及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说到：我们正在对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同时，通知还明确了对国民党集团的政策：

只有他们回到祖国来，不管什么人，将一律不咎既往。在这种形势下，反倒处决一批，实际上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并且会有助于美蒋台湾反动集团，至少是害多利少，看来从宽处理，可能对国家对人民比较有利。

确定这样的原则之后，被关押的战犯的开始接受进一步的改造教育，与此同时，他们也享受到更多的权力。

例如，关押了200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就让被关押的战犯们享受到了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的权利。

功德林战犯剧照

中央的感化和对战犯的改造工作显然是卓有成效的，一大批战犯的思想开始转变表示服罪，并愿意在解放台湾的道路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种形势之下，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毛主席最先提出：今年是国庆10年纪念，是否可以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毛主席的意见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同，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建议，决定对一批罪犯实行特赦，同一天，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名。而这些战犯中，来自功德林的10名战犯最为著名，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他们分别为：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芨、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

第一批被特赦的部分战犯

而且有趣的是，这10个人中有8个人出身黄埔军校，也就是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总理的学生。

所以，第1批战犯的特赦显然是有特殊意义的，这些人作为联络大陆和台湾关系的使者，再合适不过。

首批33名被特赦的战犯被释放之后，他们的生活依然备受中央关照，就连周恩来总理都曾多次会见他们，并帮助安排工作和生活。

例如，曾担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军长的郑庭笈，其妻子曾因丈夫是战犯难以安排工作，不得不提出离婚。

郑庭笈被特赦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之下，夫妻俩得以复婚，两个人的工作也被安排到一起方便感情复合。因此，满怀感激的郑庭笈一直视周总理为“红娘”。

郑庭笈

对于战犯的特赦，不但极大地震动了在关押的战犯们，同时，对于台湾方面也有不小的影响。

因为，当时许多台湾国民党集团想当然地认为，与他们有深仇大恨的共产党即使不杀掉这些战犯，也会长期关押，万万没想到，他们开始被释放。这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批战犯被特赦后，台湾方面甚至将这个行为称之为“中共统战的冲击波”。

1959年第1批战犯特赦之后，中央决定每年特赦一批战犯，因此，1960年10月17日，二届人大第32次会议通过特赦第2批对战犯的决定，50名战犯被特赦。

1961年，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再次被特赦。1963年，被特赦的战犯为35名，这次特赦的战犯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康泽。

特赦大会

康泽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在革命年代，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康泽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无数血债，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被特赦了。

1956年，毛主席在谈到被关押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问题时也曾对此作出解释，康泽作为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不但对于党和人民血债累累，而且在两党协商过程中也多次设置障碍，起了极坏的作用。

然而，即便这样的一个特务头子，毛主席依然指出：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4年，这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为53名，而19到了1966年，57名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革从善的战犯被释放。

而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长达9年的时间内，剩余的战犯一直没能被特赦。直到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期间，毛主席对周总理说道：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

周总理回到北京之后，立刻开始对这个工作进行安排。1975年3月17日，第4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对于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的决议。

特赦大会

当时，特赦最后一批战犯的原则是：

这次特赦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罪犯的名单，这一次，仍被关押的战犯296人全部被特赦。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次特赦不但数量最多，而且与之前的6次特赦完全不同，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

之前的6次特赦的前提条件，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改造，确实改恶从善”，也就是对于自己曾经的罪行有过悔悟的人才会被特赦，而第7次特赦，哪怕依然顽固不化的人战犯，依然被赦免。

特赦战犯

至此，在战争期间被俘虏的战犯全部被处理完毕。